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新捕京3522com社会学系“聊斋书社”在41号楼411教室举办了第36期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是余英时先生所著《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主持人是杨国庆老师，参与人员有苏国勋老师，郑莉老师，刘军老师，张翠梅老师、赵岩老师、张翼飞老师等，还有新捕京3522com及外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等。
全会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作报告，第二部分是杨国庆老师对报告的总结评述，第三部分是自由辩论。
第一部分
本次报告分为两部分。全书共十章，前五章由社会学系研一学生薛金成同学来完成。后五部分由研一学生赵旭同学进行。报告内容前五章部分，薛金成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了介绍。
一、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1、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
2、整体的观点
3、从通识到具体
他又介绍了本书中关于价值的来源问题，价值来源于“天”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内在超越；作者又在文化的价值系统上从人与天地、人与人、生死问题等方面考量。
二、儒家伦理的转变
1、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大小传统，即雅与俗的区别。它们是不即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2、文化史的角度：汉代儒家处于主流地位
3、吏的最大特色是既扮演大传统又扮演小传统的角色
4、汉代循吏历史地位和影响
在此基础上接着又介绍了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阐释了
1、出现和演变
2、两大阶段 汉末到西晋统一和元康时期
3、玄礼合流
4、近于个人主义 根源是士的个体自觉
其次是明清儒家伦理的社会取向与宗教取向
1、社会和文化转变：弃儒就贾和通俗文化兴起
2、士商互动的新渠道：商人背景的太学生和士商为对抗官宦和皇权的高压进行的相互支援
3、儒家的社会思想新变化：新义利观和奢的社会功能
宗教转向：泰州学派为代表，颜山农是主要代表
三、总结部分
后五章赵旭的报告：
首先她介绍了一下后五章的脉络
1、入世转向
2、儒家伦理新发展
3、中国商人精神
接着由引子提出问题
1、韦伯的问题不是韦伯式的问题
2、余英时问题的实质：中国儒释道三教对明清资本主义发展有无促进作用
3、入世苦行的探讨
问题论述
1、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向
2、新儒家的入室操戈
3、新儒家的入世苦行
第二部分 评述与总结
在两人报告之后，苏国勋老师对儒学和儒教涵义的区别做了强调：儒学并不一定是儒教，要说明其在何种意义上是宗教，苏老师主张从功能意义上讲儒学可以作为儒教，在社会生活中其影响大，功能上足以和西方的宗教相比，是和西方在同一意义上讲。
紧接着杨老师对报告做了评述和总结：
评述：读书会不是只听介绍，要以读过书为前提，谈论的内容不能只停留在对全书内容的介绍上。另外，报告不能割裂全书内容，要尽量避免这种随意分割的方法。
总结：余英时用60年时间做该研究，主要致力于西方文化系统参照之下如何实现儒家传统重建。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有历史学视角结合思想史也有社会史视角之下的思想史还有政治史视角下的思想史。
方法论上，余英时先生主张“史无定法”。其表现1、理论中涉及到很多西方理论 2、在清理各种各样历史问题中发现文化特色的角度上研究。回应韦伯问题的人很多，例如杜维明的回应是直接回应，余英时则是韦伯式的回应，阐释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 自由辩论
接着是激烈的辩论，辩论主要分为杨国庆老师为代表的一派和郑莉、张翼飞老师为代表的一派，双方就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之间有没有关系，以及韦伯和余英时方法论上的问题为主要焦点，展开激烈的辩论。
郑莉：怎么理解韦伯式的问题？是选择性亲和还是关联？余英时指的是什么样的关联？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有何关系？是不是按照韦伯式的问题回应的？
我认为余英时完全没有回应，只是自己思想史的研究。和近代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借韦伯的名义研究自己的问题。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商业精神，而且很早就出现，如何就和宗教伦理有关系？
杨国庆：余英时和韦伯各有各的问题。余英时借用理想型分析框架进行中西比较，只有对中西文化进行各自深入研究才能研究儒家传统现代化。余英时研究过程中看到很多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了韦伯没有发现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所以试着去比较，但是不能完全套用对比。
张翼飞：余英时中儒家伦理的入世苦行和韦伯的入世苦行是否一个意思？什么是入世苦行？
杨国庆：前提是新禅宗转向，在家亦可修炼，入世的一个过程。不作不食为的是世间劳作，不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修行。不是韦伯理解的入世苦行。
张翼飞：文中所说的儒家学说像路德教，路德的观点是守业。他们只需按着要求做好即可。韦伯的入世禁欲指加尔文教和清教。
郑莉：为何不谈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却提出商人精神？为何要谈商人精神？
杨国庆：商人所作所为属于经济行为，要研究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能谈商人精神？名清末思想基调的转换中出现新的劳资观、社团建立以及一些民主的行为，这说明中国内生了很多现代意义的因素。
张翼飞：要厘清比较的标准问题，我认为余英时想在入世苦行层面上比较但是失败了。
杨国庆：有一预设就是能够比较，但历史上看，佛学内化、中国化，入室操戈与佛学抗衡，不能用一个点进行一对一比较。但是不能放弃比较，只能从各自视角发现异同。文化三阶段：各自相离，可比性，比较后各自相离。若没有深入研究谈比较不可能。
苏国勋：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我走中道。和而不同。
1、从方法论上考虑。争论集中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材料收集上，野史和碑帖上的东西无法证明民族心态。 关键是没有放在韦伯的比较框架下，韦伯从东往西，标杆是新教伦理，一个理想类型与经济理性的关系。他不是决定论，主张相关分析。它们是充要条件作用，是选择的亲和性，反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
2、观念考察和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角度。理性化是根本。儒家和犹太教等都是历史的个体，新教伦理和他们进行对比，韦伯是制度论和文化论并行。余英时从历史考察，关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细节问题。韦伯是社会学，是理想类型，历史个体对照观念产生出来的。杜维明是哲学，从史学角度看破绽多。跨文化研究上建构理想类型作为标杆。韦伯说，观念考察中质的对立还原成历史上量的差异，这是还原论，这种简单化不免是历史的虚伪。
3、关于入世禁欲问题。西方：上帝工具； 儒家：君子无器，神秘主义。
杨国庆：学科视角的不同，儒家文化既是生命形态又是历史现象。
苏老师：强调一下禅宗的重要性。中国原本不讲“无”的问题，佛教传入后才产生“无”的问题。这是韦伯没有看到的问题。还有韦伯将道教完全看成巫术，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郑莉：韦伯看来佛教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小，没有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也可能是之所以没提到佛教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余英时方法论的问题：韦伯是通过理想型考察其他宗教历史个别考察，余英时从个别研究个别，其实还是通过西方文化的对比，就历史本身谈历史对韦伯不公平。不能站在任何一个立场，应该站在两个相结合的立场。
杨国庆：余英时的方法论没有哲学预设但有史学预设，他跟着历史证据和时代需要，逐一清理时代问题，也仍然在回应一些问题。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都是用史料的搜集来澄清观点，史料足够充分时，事实和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余英时在研究传统现代化问题上其实也不完全是空洞抽象思维式的，也有体验式的。
苏国勋：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当前情势下，国外在从中国文化中挖掘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研究有目的论色彩，是提高道德。我们应该注意当前情势，注意从中国人自己立场的角度出发阐释这一问题的新见解。
刘军：我有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余英时整体和个体怎么结合在一起？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都是宏观对宏观，儒家对商人精神的作用如何转换？转换环节是什么？是否所有商人都是儒教徒？是否有逻辑关联？
杨国庆：有证据，经过合理分析，有想象力，合理论证所得。
苏国勋：儒家中庸，不走极端。和而不同。
张翠梅：我想说一下，中国的分裂与中国文化的张力。
方法论的问题，如法学则有规范的方法论。余英时更多是描述和解释性的，韦伯是在理想类型下论证性的。我认为禅宗是工具论的，为了生活的需要，为了得到保佑，而不是宗教信仰，在其中更多体现了中国人生活的智慧。
中国文化的张力：寄托，为我所用，工具论，中国人的分裂人格。
苏老师：这是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矛盾看法。韦伯本人即是矛盾的人格，既呼吁赞美理性，又担忧过度理性化带来的人情冷漠，我们要在矛盾中解读韦伯的人格。
杨老师：不太赞同张翠梅老师观点。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工具论，提倡理性化，还有进行抗争的一批人，如钱穆、余英时等，他们在关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